本文首发于2026年6月10日《中国人口报》

本报记者/严少卫

日前，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婴幼儿发展与托育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国家托育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展开了一场研讨：在我国托育服务正从“有没有”迈向“好不好”的当下，如何制定一套科学、系统、可落地的国家托育服务标准体系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标准站上风口

“托育服务既是家事，更是国之大事。”浙江省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崔威武的开场白，道出了托育在人口发展大局中的分量。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杨文庄表示，我国人口已进入减量发展新阶段，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明显。为应对挑战，从党的二十大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到积极推动托育服务法立法，托育服务被定位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一环。

　　截至去年底，全国托育服务机构已达12.6万家，可提供托位666万个。然而，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庄亚儿在会上也直言，当前，托育服务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制度规范标准体系仍需完善。

　　什么是好的托育？托育师该具备哪些资质？营养膳食如何科学配比？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答案各异、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标准“相互打架”，有的领域标准空白，行业在“快速发展”与“规范缺失”之间徘徊。

战略落子与民生期盼

托育标准体系建设，绝非简单的技术活，而是一盘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棋。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史博丽介绍，我国已发布4.8万项国家标准、8.7万项行业标准，但托育服务领域国家层面的推荐性标准只有两项，标准体系建设与供给力度亟待加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研究员史毅算了一笔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在婴幼儿照护服务方面的平均财政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至0.5%，而我国目前与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建立普惠托育的价格形成机制、确定财政投入的标准，前提就是服务本身的标准化。“没有标准化的流程和要求，你就无法核算标准化的成本；算不清成本，财政投多少、家长付多少、机构赚多少，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他说。

　　从家庭视角看，托育标准更是“安心送托”的定心丸。当前，不少家庭对送托心存顾虑：孩子会不会被照顾好？饮食安全吗？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这些焦虑的背后，是对服务质量“不可知、不可控”的不信任。

　　首都儿科研究所婴幼儿照护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关宏岩认为，这种焦虑深刻折射出家庭养育支持体系的断裂。她指出，托育机构应转型为家庭科学育儿的“专业合伙人”，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育儿指导体系，将托育机构的专业力量延伸至家庭。她介绍，已获批立项的“托育服务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标准”旨在明确托育服务中的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内容与服务边界，统一指导原则和指导要求，将送托焦虑转化为对专业服务的深度信任。

标准建设“加速度”

托育标准怎么建？没有现成答案，只能立足国情、博采众长。

　　史毅团队对挪威、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共7个国家的托育服务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了一条规律性路径：管理体制决定标准体系。

　　德国将托育职能统归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年部，所有标准由该部及下属机构编制，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体系。法国则是“中央统筹、多部门协作”，社会团结和卫生部负责协调，但标准由多个条线分别出台，一度出现标准“碎片化”。日本与韩国也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日本2023年成立专门部门，将此前分散在多部门的标准制定权收归一体；韩国则明确将教育部管辖的幼儿园与保健福祉部管理的托儿中心统一监管。

　　“标准编制的分散或统一，根源在于托育到底由谁管。”史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避免走“政出多门、标准打架”的弯路。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已完成换届，新增托育服务标准专委会，秘书处设在中国人口学会。截至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发布《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和《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标准》两项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2026年度卫生健康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中，托育领域又有3项标准被纳入，进一步凸显了托育标准的分量。

　　同时兼任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托育服务标准专委会主任委员的杨文庄透露，标委会已拟定托育行业标准的制修订计划，正朝着“科学、系统、协调、前瞻”的目标推进。同时，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也已启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对行业痛点明确的标准项目“先行先试”，与国标、行标形成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良性生态。

落到地面的“翻译官”

标准立项只是开始。中国人口学会托育服务分会副理事长李敬认为：“标准是‘名词’，执行是‘动词’。从‘名词’到‘动词’之间，需要一座桥梁。”她分享了实践中遇到的真实场景：标准上写着“应保障婴幼儿的安全照护”，可保育员每天面对的是“孩子打喷嚏了要不要立刻测体温”“晨检要不要摸摸耳朵后边”“辅食添加能不能放一点点盐”——这些具体动作，需要标准将其“翻译”成可执行的操作规范。“打个比方，一个托育机构一天有100个关键动作，把这100个动作做对了，标准就做活了。”她说。

　　如何让纸面上的规范转化为千万托育师的日常习惯？杭州师范大学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学术副院长张晶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国家标准体系仍存在“结构断层”：在宏观层面的《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与结果考核层面的《评估标准》之间，缺乏具体的业务规范作为支撑，导致部分机构陷入“日常生活重保轻教、专门活动重教轻保”的困境。为此，她牵头研制的“托育服务保育与发展支持活动标准”，旨在通过对7大领域和3个年龄段活动的科学设置，为从业者提供一套“保教融合”的操作蓝本，明确在全天候照护中究竟“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而在执行端，这份操作蓝本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精准落地。李敬提出的“三层模型”与新立项的“托育机构智慧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标准”紧密扣合。第一层是“动作层”：将抽象标准拆解为触发场景、动作步骤、异常处理和留痕方式，形成可操作的标准程序。第二层是“融合层”：打破“保教分离”的思维惯性，实现保育与教育的真正一体化。她强调：“托育不是‘缩小版的幼儿园’。托育师给孩子换尿布、喂饭、哄睡的过程，既是生活照顾，也是语言认知、情感动作的早期发展引导。”第三层是“质控层”：通过班级自查、园所周巡查、区域阶段性检查，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规模化的质量管控，确保标准不走样。有了这一套信息化应用标准，数字化平台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业务蓝本的载体，确保机构在复杂的照护场景中能够实时对标、即时质控。

　　此外，高校也正在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转换器”。张晶介绍，杭州师范大学正充分发挥交叉学科优势，在整合学科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培育复合人才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全国托育事业提供“浙江经验”。

行业发展的催化剂

一套完善的标准体系，将给托育行业带来什么？

　　在业内人士看来，首先，标准是安全与质量的“压舱石”。机构准入已从“备案”改“审批”，配合消防安全、质量评估等标准，将大幅提升家长信任度。

　　其次，标准是人才培养的“指挥棒”。“托育师”制度的建立，将推动托育职业从“简单培训”走向“专业培养”。李敬说，过去托育人员“入门门槛低、工资低、社会地位低、流动性高”，如果有了国家认定的职称序列，职业吸引力将根本改观。全国托育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长钟杏梅补充道，高素质的人才培养需依托于高水平、规范化的实训基地。她认为，产教融合应当与托育服务法草案精神精准对接，通过对实训基地空间环境、实训内容、实训流程和考核评价进行标准化界定，规范基地建设与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实训﹢AI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回应性照护、护理、卫生保健、早期发展支持等核心技能培养符合岗位标准化要求，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

　　再次，标准是财政投入的“度量衡”。史毅指出，只有建立标准化的服务成本模型，才能算清“普惠托育到底该补多少钱”。

　　最后，标准是行业拨乱反正的“净化器”。庄亚儿表示，通过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协同，可以快速淘汰落后服务，鼓励创新，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生态。

记者手记

“最柔软的群体”，值得最硬核的守护

采访中，一位托育机构园长的感慨令记者印象深刻：“以前家长送孩子来，问得最多的是‘你们这里安全吗’；现在问得更多的是‘你们有什么标准认证’。这说明社会在进步，要求也在提高。”

　　标准是什么？是底线，更是方向；是约束，更是赋能。对于尚在蹒跚学步的中国托育行业，一套科学、统一、有力的国家标准体系，就如同孩子学步时的围栏和扶手——它不会代替孩子走路，却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走得更稳、更远。

　　“最柔软的群体”，值得最硬核的守护。当每一家托育机构都有标可依、每一处细节都有章可循，“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的跨越，便不再遥远。而这，正是国家托育标准体系建设的初心。